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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公共空间及公民教育的发展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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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个体把社会看做是他的个性实现的必然条件,把他人看做是一种手段,但却拒绝任何一种群体意义上的共同价值和理想。如果说个体化带来了对公共生活的威胁,不如说是道德冷漠和社会疏远造成了个体人对公共生活的福社的不再关怀,对道德责任的不可共契,这是真正的危机。由于公共生活的福社和个人生活的福社不可分离,公共生活的危机其实意味着一种人性危机,意味着个人的美善生活的危机。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很有必要重提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他认为每个自由人都生活在共同体中,与他人一起生活,与他人一起行动,这种生活的共契性和人的实践智慧使人把理性的眼光投向对更良善的生活的追求和治理。这种共在性形成了公共性,这是人的政治性的含义。公共生活是人之为人最本质的生活,人之为人就在于要充分进入公共生活,一个完全局限在自己私人领域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古典传统就已启迪过我们,人之为人的意义在于抛却外在的“我的”东西,而以纯然的“我”最大限度地进入公共生活,并找到各自在社会中的位序从而促成社会的公正和谐,只有社会达到了公正和谐才有可能促进人获得终极的和永恒的善的知识,最终实现人和社会共同的卓越。
   
二、研究意义
    研究一个学校的公民教育的个案,对于理论和当前的实践来说,其意义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一向重视所谓纯理论的研究,有时忽视了现实问题的研究价值。
    其二,用现象学和教育叙事的方法去研究一个学校的公民教育,力求以一种“回到现场”“回到事实本身”的方式来为当前研究公民教育的现状开辟一个新的路径,并且能够更深入地展现学校公共生活的内在理路。
    其三,当前对于公民教育的研究大部分仍局限在道德学科的研究领域,而没有足够重视到公民教育其实是不能被偏置在某一个学科范围内的,公民教育实乃一个学校的文化,它的展开应铺陈至学校的各个角落。因此本研究的视角可谓具有整全性的关照意义。
   
三、己有文献综述

    1、国外对于公民教育的研究
    公民教育思想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那时,城邦与其成员(公民)的命运密不可分。为了维护城邦的利益,培养献身于城邦的公民被视为头等人事,各城邦都十分重视对未来一代进行公民教育。斯巴达要求将奴隶主的子弟培养成忠于邦国的、体格健壮的勇敢武士,而雅典除培养公民的正义、忠诚、勇敢、节制等品德外,更注意发展其智慧和审美力,以便他们能够积极有效地参加雅典式的奴隶主民主社会生活。

    2、国内对于公民教育的研究
    梁启超先生和蔡元培先生是我国公民教育研究的先行者。1902至1903年间,梁启超先生撰写了《新民说》,全面探讨了国民性改造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梁启超对于“新民”有许多解释,但从本义上讲,就是全面改造中国国民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形成的国民性的缺陷,诸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团结力之相差等等,使之成为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型国民。梁启超的《新民说》不仅提出“新民”的概念,而且对“新民”的本质属性也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对如何通过教育的有效途径造就一代“新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所认为的理想“新民”应具有的人格特质达十几种之多,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进取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品质。8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先生于1912年2月10日在《教育杂志》发表《新教育意见》一文,主张对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改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后来蔡元培先生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谈及新教育之方针时,更主张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而公民道德之要旨在于“自由”、“平等”、“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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